大队书记的权力有多大，女知青是手中玩物，整人就像过家家 天天热议
吴学华原创作品
我义父中学毕业后，于1948年参加了倪南山（开国少将）领导的革命队伍，部队转到二野编制，担任二野某连队的文书，不久他的部队又划到了四野，连衣服都换了。多年之后，我义父还说：二野的衣服是染色的土棉布，下雨都掉色，四野的衣服是黄咔叽布，质量很好。他的战友跟随大部队南下，他由于在战斗中受伤留在当地进行土改，当区长助理，区长不大管事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义父处理的，包括枪毙一些地主和土匪。
(资料图片)
1956年，他由于替人说话，而被打成右派，这一打就是20年。被放到一个村里劳动改造，一个人住在老祠堂里，后来大队书记见他有文化，让他教村里的孩子读书，他就成了一个教书匠。学校就在老祠堂的边上，原来是货仓，腾出来给孩子当学校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大队书记这四个字，在百姓的心中，就是权威的代名词。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分为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这三级。公社后来成立了革委会，有民兵营这样的武装力量，而大队则以大队书记为主，有民兵连，生产队有民兵排。一个大队管辖若干个村子，大的村子可分为一到三个生产队。
大队书记一般都由退伍军人或者当地有威信的人担任，此人必须是党员，除了大队的日常工作，还掌握着入党、升学、参军、招工等方面权力。
权力是腐败的温床，失去民主监督的权力，更是肆无忌惮。能不能真正为老百姓服务，全靠个人的思想道德。
在农村是讲阶级成分的，“地富反坏右”是专政对象，低人一等，就是被贫农出身的人大声辱骂，也不敢吭一声。每天还要接受群众的监督，无休无止地劳动，偶尔还要被戴上帽子游行。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自尊，选择了自杀。活着的每天煎熬着，没有狗快乐。
我义父说过，大队支书就是土皇帝，可以判人生死。他所在的老祠堂里，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，大多是右派，也有坏分子。其中有一个人当面顶撞了大队支书几句，就被拉出去游街，打个半死，出去游街一次就打一次，没几次就不行了，死了之后，通知家属来领尸。一条人命就像草芥一样，悄无声息的没了。
1969年，村里分来了七个上海女知青，四男三女，十六七岁的孩子，清清秀秀的。大队书记召集村民，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，又在老祠堂不远的山坡上，临时搭建了几间草棚子，把住在老祠堂里的赶去草棚，让知青住在老祠堂。
大队支书经常去老祠堂，对知青们开口闭口就是“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……思想”、“要扎根农村”、“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知青和生产队员们一起下田干活，开始一两年还熬下来了，期间有两个知青还和我义父谈论文化，从民国军阀和文人到抗战英雄，从高尔基聊到胡适。义父有时候也请知青给孩子们讲课，讲上海的风貌，讲革命的历史。1972年又来了一批知青，大队书记让人在老祠堂边上砌了新的宿舍。
如果不是发生1973年女知青自杀的事，我义父根本不知道大队书记糟蹋了女知青。那年春天映山红开满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知青失踪了，大队书记带着大伙找了两天，最终从水库里捞了上来。义父说女尸白晃晃了，肚子鼓起，有人说是喝多了水，也有人说是怀孕了。
女知青根本没有结婚，怎么会怀孕呢？但是大队书记派民兵把一个姓高的知青抓走了，说是强奸妇女。
当天晚上，其中一个女知青，哭着把事情真相给说了出来，其他知青义愤填膺，要去找大队书记算账，我义父想拦住他们，根本拦不住。
义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，知道大队书记是什么货色，那个家伙在好几个村里都有亲生儿子，跟着别人姓，糟蹋过不少小媳妇，有人去公社告状，可是以前的公社书记和后面的革委会主任，都是他的亲戚，告来告去一点用都没有，要不是出身好，早被他整成了坏分子。那个人被大队安排去守水库，每天4个工分，还不如一个女人，最后逼得没办法，让女人自动送上门，只求大队支书放过他。
大队书记除了喜欢搞女人之外，其实做工作和干活都是一把好手，远近都是闻名的，大队办公室的墙上，奖状填满了墙。
七八个知青找到大队支书，那晚闹的动静挺大，大队支书被打了，但知青也被抓走好几个。剩下的知青去县里告状，县里来了人，开棺验尸，果然是怀孕了，却不知是谁的。县里来人做了调查，知青说大队支书强奸了三个女知青，但村里人畏惧大队支书的权威，不敢说真话，都说大队支书是好人，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。
最后的处理结果，被抓走的知青放了回来，唯独姓高的知青被判了10年。支书仍是支书，知青点撤销，把知青转去了另外一个大队。
1976年夏天，大队支书在水库里洗澡的时候，莫名其妙沉了下去，等村里人捞上来，早就没气了，肚子鼓胀鼓胀的，就像自杀的那个女知青。
几个右派凑在一起说：作孽啊，那个女知青不放过他！
大队支书死了之后，公社还特地开了一个追悼会。第二年，我义父摘了帽子，离开了那个村子。九十年代初，他离休了，还让我陪他去了一趟那地方，村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
